伴随着一批盐业巨富的诞生，朝廷则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。根据史书记载，刘晏主持盐政近20年间，把政府盐利收入从40万缗提高到了600万缗。盐利收入，占到唐朝财税收入的一半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说，“天下之赋，盐利居半，宫闱、服御、军饷、百官俸禄皆仰给焉”。以后的朝代，对盐利的依赖同样有增无减。最高峰时，南宋高宗时期，盐利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4%以上。
唐以后的朝代，除了个别时期，基本都沿用刘晏的盐政政策，长达850年。一直到明朝万历后期，才被袁世振主导推行的纲运法所取代——政府不再收盐，由盐商直接向盐户收购运销，即实行“民制、商收、商运、商销”的盐商专卖制。而晚明的这一新政策，则开启了此后绵延300余年权力寻租最高峰的红顶商人时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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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寻租是垄断的衍生品。就像硬币的两面，腐败与垄断共生共存，不管朝代如何更替。这不是人的问题，是制度的问题。
